“礼”，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范准则她属于“文化”的范畴，因此伴随着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而不断变化“礼”，是具有“阶级性”的在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绝大多数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其实都是缺乏“历史纵深感”和“辩证思考力”的—一提及“传统文化”，便言必称“儒家”，仿佛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全部了——当然不是，这样的看法也是极其片面和短视的。

说回本题的主题“礼”，我们不妨就试着从历史纵深的角度来剖析和理解一下：在人类社会的萌芽阶段——“礼”是开始摆脱最初原始杂交的状态，进入到“群婚制”早期的血缘家庭时最早出现的禁止父母与子女间性交关系的习俗——从“原始的人”到“伦理的人”。

“礼”也是正如我们在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遗址中所看到的：原始服饰的发展、在尸骨周围撒上赤铁矿粉的葬俗……这都标志着种种“礼仪”的逐渐丰富在“氏族制度”瓦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形成阶段——“礼”是为维护新的社会形态中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的剥削，并伴随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一起得到逐步完善的“礼制”。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有两个：“周公制礼”与“孔子复礼”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创立了以嫡长子继承法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以册封、巡狩、朝觐、纳供等一系列维护中央王朝对地方统治的制度同时，用以维护父子、兄弟、天子和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等级尊卑的礼法也相应确立——礼仪大备，这就是后世所效法的“周礼”。

西周末年，幽王失国东迁后，周天子威信渐无，贵族们非礼僭越，诸侯们恃大争霸……——“周衰，礼崩乐坏”面对宗法旧秩序大乱的局面，作为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贵族后裔的孔子登场了：他倡导“克己复礼”，为重整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秩序而奔走，并创立了“儒家学说”。

孔子以周公为楷模创立的“儒学”，也可以说是“礼学”孔子教学生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礼”为首科；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这些教本，被后世尊为“六经”《礼》，又称《仪礼》或《士礼》，是孔子订正的，加上相传为周公所制，实为战国儒者汇编的《周礼》、西汉戴胜集孔门人物论礼文字而成的《礼记》，合称为“三礼”。

再经汉唐经学大师郑玄、贾公彦、孔颖达的注疏，已成礼学的经典系统，为中国礼仪规范之大全在秦汉时期——“三纲”、“五常”思想的提出，又将“礼制”引向了“礼教”秦统一六国后，在思想领域，“儒家”与“法家”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师古”还是“崇今”等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

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采取了极端的“焚书坑儒”手段世人多诟病始皇帝残暴，焉知若无此“非常时期的雷霆风暴手段”，中华“大一统”的政权格局又当何时得以实现？待到刘邦取得政权，因其自身及创业团队的草莽身份，便有了恢复“礼”的诉求与必要。

刘邦接受叔孙通的建议，参考古礼和秦仪，制订了西汉初期的朝堂礼仪，恢复了儒家的礼制，在满足了天下初定时期维稳诉求的同时，也实际上为儒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有个叫陆贾的人提出：“应尚德而不尚刑，尚简而不尚奢。

”深得刘邦赏识汉文帝时，一个深受荀子思想影响的叫贾谊的人提倡“德教”，主张“以礼为治”到了汉景帝、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为君权神授提供了合理性，于是便有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此君又把“仁义礼智信”定为“五常”——这“三纲五常”的确立，为封建礼教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宋代——“礼”是一种崭新的形态——“理学”作为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认为：礼，不仅是一种外在后天的道德规范，还是一种先天的天地之德人要通过“学礼”、“克己”、“寡欲”来改变气质之后的程颐、程颢更是将“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

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朱熹就更夸张，他认为“三纲五常”是充斥于天地间的最高法则——封建礼教的教条便也得以形成经由“程朱理学”的发展，商周时期已有的男尊女卑俨然就成了“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以及，妇女要谨守的“妇德、妇容、妇言、妇工”这所谓的“三从四德”。

——宋代理学将一种思想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礼教在明清时期——“礼”是束缚人们行为的“家庭礼制”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后期的明清，思想领域出现了反思传统儒家思想，反思封建专制的思潮作为明代思想家的异端，李贽挑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假道学”，他认为，是是非非势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孔子的话也不应被当作定论。

“清初三大儒”当中：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提醒人们应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对空谈性命之类的学说要予以打击；王夫之则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对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唯心主义世界观提出批判。

——这三位的思想与“程朱理学”的专注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理教有很大不同，它们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激发了先秦儒学中的积极因素，令儒学从理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流行于明清时期的“家训”、“乡约”使家庭教育也受到了礼教的约束。

可以说，儒家的“礼”的思想，到了明清，它所呈现给人们的更多是一种表面化的、制度化的东西，而“礼”的真正的内涵却被忽视了加之这一时期来自于内部和外部文化的双重冲击，“礼”便在之后的近代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首要攻击目标。

在毛泽东时代——“礼”是彻底推翻几千年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依靠人民、带领人民，重建一个以人民为中心，人人平等，妇女也能顶起半边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孕育和发扬雷锋精神的，社会主义的，并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全新的秩序。